2017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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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泽人翟雁:做公益就是要“不到黄河不死心”,即使失败,我也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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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确定是1959年生人吗?”

2017年10月26日,当北京惠泽人公益发展中心创始人翟雁与《公益时报》记者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的办公室面对面,惊异于翟雁的面貌体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公益时报》记者很是冒昧地问了开头那一句。

“想永远年轻吗?做公益就是最好的抗衰老秘方。”身材瘦小、留着短发的翟雁,透过那副凸显知性的眼镜,半开玩笑地回答。

跟翟雁交流你得特别专注,稍不留神,她的阐述已经从A跳到了D。她不仅语速极快,表达能力也强,十足的跳跃性思维,随便拎起一个话头就能天马行空的展开来谈。她想象力丰富,可信手拈来典故人文,将其引入到自己的论证中去;她表情生动,嬉笑怒骂间辅以略微夸张的肢体动作,让你很难不被带入她所表达的那个语境当中。

翟雁出生在部队大院,接受正统教育,小时候就会经常拿一些粮票和吃食送给家庭困难的同学;1976年,她参军入伍,在部队做军医。那时的访贫问苦、上山下乡活动,让她有机会了解到基层群众的生活疾苦,并立志要为弱势群体多做实事。

从部队转业后,翟雁做过财务、电台主持人、培训师等多种工作,她说,做了那么多事,只有做公益让她觉得舒服。

自2003年创办北京惠泽人公益发展中心至今,她组织上万名专业志愿者,为上千家社会机构提供专业服务,让更多的爱心志愿者成为了专业志愿者。

翟雁笑说自己涉足公益这十多年来经历不少——被起诉、被诬陷、被约谈,就差“被捕”了。

“我是属于那种愈挫愈勇的人,不怕战斗激烈,唯恐‘刺刀不见红’。我特别感恩生命中出现过的各种各样的人,不管在当时是推动还是阻碍我前进的,现在回头看,其实都是在帮助我成长,都是人生财富。”也许是她出生于军人家庭 、又曾经当过兵的缘故,在采访中,她喜欢用“冲锋”、“尖刀班”、“扛旗”、“趟地雷”等类似军事色彩浓厚的术语来形容自己和同事们做的事情。

在国内公益圈,翟雁有个“喜新厌旧”的名头。翟雁说这个名头她认,因为惠泽人的发展战略基本上5年就是一变,她和同事们每天都在琢磨同一件事:创新。

还有人说翟雁做公益志愿服务做得有点“傻”——说她费力巴哈地做项目、搞创新,辛苦好几年,实用成型的公益模式一出炉,她很快就交由政府接手推广,自个又乐颠地去攒下一个新项目了。翟雁对此不以为然,她觉得“惠泽人”的公益价值正在于此。

为了做公益,翟雁一度跟亲朋好友产生误解和矛盾,甚至差点跟丈夫各奔东西。好在精诚所至,她的执着和专注最终化解了彼此之间的分歧,重新拥有了温暖的家庭港湾。

“我的家人都说我投身公益领域之后,整个人都变得柔软感性了,亲情浓厚了许多。这是公益带给我的另一笔无形的财富,感恩。”

翟雁说自己该读书学习的时候正好赶上文革,文化基础弱,所以但凡有时间她都会以各种方式充实补课,特别是涉及到志愿服务的书籍,基本上都被她翻遍了。现在每晚怎么也得熬到凌晨两点才睡,早晨七点前必定起床。她不敢松懈,因为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我这辈子就认定这一个理了:做公益就是要‘不到黄河不死心’,即使失败,我也认了。”

 志愿精神的本质是“我要做”,而非“要我做”

《公益时报》:现在很多人对做公益很有想法和热情,但目前真正在册的志愿者占比很小,在您看来原因是?

翟雁:从根本上总结只有三个字:“行政化。”我们追本溯源,为什么“志愿服务”最终会导致人们“不自愿”了呢?

现实中很多真实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当一个人有某种意愿、想去做某件事的时候,你帮他不断地将这种意愿以自然舒适内化的状态去加强,那么这种意愿就会演变为可持续的动力,最终付诸实施;但如果相反,当内因变成外部的诱因,一旦你将外部的诱因撤掉,那它内部的动力就会马上没有了。

同理,当加入志愿者行列成为一种行政命令的时候,我本来想去,但你用命令来让我加入的时候,我就得琢磨了——“好吧我去!那你给我点什么好处呢?”“好,我给,发洗衣粉、发肥皂。”于是,呼啦啦来一批人,都注册了都成了志愿者了,领走了洗衣粉、肥皂,至于最后志愿服务的效果到底怎么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志愿精神的本质是“我要做”,而现在变成了“要我做”,原因在于国内目前的志愿服务限于行政化的机制,没有被自发自愿地激活。实质是因为政府太想把这件事情做好了,但因为背后没有一套科学可行的理论体系做指导,导致推行过程过于僵化强硬,反而适得其反。

志愿服务领域应被立法赋予更大空间

《公益时报》:从你多年从事志愿服务的经验来看,目前国内志愿者管理的法律法规是否完善?还有哪些内容急需充实、哪些内容与现实操作不匹配?

翟雁:每一年我都会以惠泽人理事会的名义给国家相关部门提交立法建议书,我自己也比较有幸代表社会组织参与了《慈善法》出台前的征求意见,在志愿服务领域的五个立法起草小组,我参与了其中的两个。综合下来,我们认为在志愿服务领域当中有三个大的方面是亟待充实完善的。

第一, 关于志愿服务的立法,我认为应该赋予民间更大的空间。

比如在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可以支持行业机构的发展,并更多地鼓励自律,以促进社会组织发挥自我完善的功能。但这一点它并没有做出界定,仍然是政府直接管理社会组织,这让我觉得我们这么多年在志愿服务领域做出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国家的充分认可,也让我多多少少有些遗憾,但是我理解。这一点我觉得在未来的政策制定和方案实施过程中,其实完全是可以试行的。在立法完善的前提下,更多机构合法合规地发展,政府部门可以进行更好的控制管理,其实一点都不会给政府管理增加更大的风险。

第二,在志愿服务社会组织整个行业的支持、保障、指导和治理层面,没有赋予我们更多的权限,而是给了更多的责任。我觉得责权利应该是对等的,目前的问题是你没有给社会组织足够的保障和授权,但是你要求他们担负的责任特别大。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志愿者在志愿服务当中,如果出现了一些风险,统统都是由志愿者组织来自行承担的,实际上这就从客观上阻碍了志愿者组织去更好的调动和使用志愿者资源。如果一定要让志愿者组织来承担这个责任,那应该有一个前提,政府应该建立一定的志愿服务保障基金,来为我们的社会组织撑腰。但现实情况是没有的,愿望和实操差距很大。

第三、志愿者的综合管理问题。目前每年能够真正自发参与到志愿服务一线的志愿者大概是七、八千万,其中也包括政府动员的部分。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是否能够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真正有效地发挥其爱心和力量?反过来,社会应该给予志愿者们的支持保障是不是具备?这些内容在现行的立法条例中的体现是不足的。目前的情况是,我们的志愿者形态有些不伦不类,这和政府在支持、保障方面的不足有着一定的关系。因为我长期在这个行业里,所以我很清楚,目前志愿者的管理还是比较混乱的,志愿者的隐私权、参与权、社会治理机制等,都应该成为未来立法完善和调整的主要内容。

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要扛起“专业志愿精神”的大旗

《公益时报》:2016年,你牵头成立了由100名专业志愿服务支持者联合发起并共同创办的非公募基金会——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这家基金会未来打算做什么?怎么做?

翟雁:虽然“惠泽人”在国内公益行业里已经深耕十多年,但它的定位不是一个扛旗的,“惠泽人”的定位是在一线做具体实践、探索、创新的机构,它要不断地去试错、总结、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披荆斩棘地往前冲,就跟战争中的“尖刀班”似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试图促进行业更好的发展、联合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努力,单靠我们“惠泽人”一家是没戏的,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成立一个基金会来担任“旗手”。

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就是“扛旗”的。博能基金会创办前期,我们做了至少一年的可行性调研,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首先要做“价值倡导”。价值倡导的任务是在全球化的格局之下,做价值文化的引领、创新技术的研发、建立自己的智库,而且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型智库,是一个行动型的智库、还要及时推出顺应时代发展的蓝皮书、白皮书,最终形成一套完整的、可推广的价值体系。

在价值倡导这条道路上,我们认为,“志愿精神”又是其价值核心,“志愿精神”落地生根,才可能形成真正的中国公民社会。但如何才能实现“志愿精神”呢,这就需要从志愿的本源开始倒推和深挖,要让人们逐渐意识到,“志愿精神”与每个人的生命历程、生活细节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在当今的新时代下,在人工智能逐渐发展普及的这样一个认知时代,“专业”又必须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重要“推手”。博能基金会未来的任务就是要让“专业志愿服务”的理念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

《公益时报》:在这其间,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100位联合创始人的价值如何体现?

 翟雁:我们的100位联合创始人,首先要符合跨界的、专业的、志愿的、在职的、具有公益理想等这几个特质。我们按照行业领域的不同将这100位联合创始人分成了10类,有IT、法律、医疗、媒体、教育、金融投融资、社会创新、环保、养老助老服务等,每一个类别的代表10人分为一小组,明确各自的责权利之后,马上就可以跨界行动,开展专业志愿服务。

我们的100位联合创始人彼此之间纵横联合,形成一个公益行业的“微生态圈”,然后结合现有资源,通过这个生态圈不断发展衍生更为广阔的公益项目和平台。

博能基金会就是公益项目孵化器,作用就是无条件支持这100位联合创始人,在共享内部现有资源的同时,帮助他们匹配更多的社会资源。我们叫“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所有管理运营的事你都不用管,你就做好自己的本专业,博能基金会尽最大可能支持你把资源和资金投向你的专业领域,帮助你更好的从事专业志愿服务。

 《公益时报》:你打算如何盘活这盘听上去很有吸引力的“公益棋局?”

翟雁:你提的这个问题也是博能基金会当下发展的关键。博能基金会成立之后,我们最困难的一个点就是如何把想法转化成可执行的具体工作,甚至是可以量化和投资的产品。

我们制定了三个基本战略。第一是通过互联网技术平台,通过移动互联让更多的人便于参与。我们的在线志愿者注册互动平台“菠萝之家”就承载了这样一个功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他是否实务参与了志愿者工作,但只要他在线参与,就会成为传播我们基本理念的一份子,从而实现我们的第一大使命——价值引领和倡导。

第二通过资助,即小额配捐,我们叫“Match Founding”。我们希望我们的联合创始人本身具备一定的能力,可以解决自身领域内创新公益项目的先期发展资金,我们给他们匹配一些专门针对志愿者的建设和发展基金,扶持他们成长。我们必须要保证我们的专业志愿者在从事专业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可以有基本的交通、餐饮、住宿、通讯等资金支持,手中有一定的资金可以运作,而不是像以前人们眼中的老观念:做公益的都是“苦行僧”。

第三就是智库。我们的研究分为中国志愿服务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而通过行动化的研究,就可以成为可供专业志愿者使用和参与的服务产品,不仅能够得到社会认可和公益筹资,后续还可以启发引领企业参与进来,这是一个开放式的良性链条。

现在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复杂,你没有办法通过某一个领域某一个机构或部门去单独的解决它。比如说商业经济的发展,如果你没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如果你不把社会责任纳入到发展规划当中去,那只有一个字“死”;同样,公益机构要想发展,也要结合商业经济思维,借助商业模式,否则路只会越走越窄。

 《公益时报》:在这一点上你的观点和徐永光差不多?

翟雁:我的观点与永光不尽相同。我们强调的是公益社会化,永光更强调公益市场化。我认为他把资本的力量置于了一个过重的位置,这可能会弱化本来尚不自信的民间组织。我认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源头是“志愿精神”,而非资本。虽然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是慈善重要的捐赠来源,但是永光过于强调资本的力量和市场法则,可能会走入一个误区,就是慈善被沦为资本的工具,这种情况在中国、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发生过。但是,为什么西方国家能够有比较好的控制,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形成了普世价值体系,有较成熟的法律治理系统和公民社会,所以其市场化的影响是可限可控的。而目前我国在慈善管理方面的法制监管并不健全,行业尚未发展、缺少核心价值共识,这种现状下过分地倡导公益市场化,可能会导致“公益大跃进”,最终弱势群体和少数人群的利益难以被关注。在这一点上,我比较认同康晓光的担忧。

“政府购买”和“政府采购”不宜划等号

《公益时报》:近几年来,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渐成趋势。你认为什么样的政府购买才符合社会组织现实需要、并且能够真正体现其惠及大众的社会公益属性?

 翟雁:首先我想说说政府“采购服务”和“购买服务”的区别。第一,政府的“采购服务”是可以做类似“外包”的,这种买和卖,是建立在政府需求的一套标准体系之上的。然而社会购买服务它不是以政府的需求为中心,而是以社会需求、社区需求为中心。谁最了解这些社区的实际需求呢?是这些社会组织和公益机构。所以,这些公益机构、社会组织在接受政府购买的同时,它还要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要及时向政府反馈群众需求和建议、意见,同时还要做一些创新,帮助社区完善公共产品。因此,社会组织本质上是政府提供的特殊的社会公益性产品的一个试验田、创新者、提供者,同时也是服务的供应商。所以他们和政府的关系必须是平等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仍然沿用采购商业产品的那套方法来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把所有的社会组织都当成他们的伙计,而非“伙伴”,这就成了“甲乙方”的关系,那就是你必须得按照我的要求去做。社会组织之所以存在,就是要对政府的工作拾遗补缺,但如果不能正常发挥它本身的优势,而恰恰去凸显它的短板,那社会组织的意义和价值何在?简言之,政府的商业采购标准并不适用于社会组织。

我们的商业企业已经发展近四十年,但社会组织走到今天也不过近十年,这二者不能放在一个天平上做同质的衡量。对此,政府一定要拿出足够的耐心,本着去培育行业发展的宗旨,要允许社会组织试错,要尽可能多的给予支持鼓励。现在的情况是你今年刚跟我签了购买协议,我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准备大干一场,明年你说你不跟我合作 了,那这种情况下社会组织无疑是极为被动和弱势的一方。损失就不用说了,但公益组织如果因此伤了元气,恐怕短时间内很难缓过来,发展就更无从谈起。

“责任领袖”是未来中国公益之路的奠基石

《公益时报》:如何看待中国未来公益之路?

翟雁:首先,未来的中国公益格局肯定是跨界的、多元的、丛林式的公益生态,而不再是某一个单一的组织或部门单打独斗。通过志愿服务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公益主体参与的日渐多元性。

第二,未来的中国公益圈不一定是以组织化为核心了,恰恰是非 组织化的行动会改变我们的公益生态。“非组织化的行动”意味着我们其实可以像IT的云端似的,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打完胜仗就走人,类似“快闪”这种方式。所以尽管我们现在推志愿服务的组织化、系统化,但从根本而言,我们博能基金会更注重的是要发展责任领袖,是要搭建志愿者的大本营。因为我们觉得未来人是最重要的,而这群人当中具有领导力的人、具有责任感的这些领袖们,才是我们更应该去关注的。这些精英未必来自所谓的“上层社会”,他们可能是来自草根,但都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突出成就和卓越贡献的人,当他们将自己的能量和才华全部释放到公益事业当中去的时候,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力和推动力是惊人的。这就是个人社会责任的力量。

我认为,未来的中国之变革和发展,需要越来越多这样的人涌现出来,而中国社会也要从当下开始,为这些人才铺就推动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无障碍之路。

来源:公益时报  作者:文梅  编辑:石敏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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