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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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峰会 | 多样性随想:我们对基金会的认识存在哪些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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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芥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

——《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

小知不及大知, 小年不及大年。

——《庄子 逍遥游》

今年6月,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城市峰会在地灵人杰、九省通衢的武汉举办,一时胜友如云、高朋满座,以“基金会在公益后发中的角色与价值”为主题,为公益界奉献了一场思想盛宴.感谢论坛编辑约稿,我虽没能参与此次盛会,但对“公益后发”这一话题也很感兴趣;在此撰小文一篇,主旨在于表达个人对此话题的一点理解:在“先发后发-优势劣势”的视角之外,或可补充“差异-多样性”的视角,以“社会演进观”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调和。望能借此小文参与讨论,就教方家。

试论基金会的分类标准及局限,从观察“坚白石”,标准的适用性说起

提起“多样性”、“diversity”,公益领域、发展领域的朋友常耳熟能详。但对于多样性的深思,常并不足够。这方面的讨论,我们可以从基金会的分类标准及其局限说起。

笔者在上一篇为论坛而撰的文章中写道:“按做事方法来分,除少数更为创新的基金会外,多数基金会大体可归在运作型、资助型或两种做事方式兼而有之的混合型之中”(汪伟楠,什么是好的基金会内部治理),这里的“除…外”,就是专门留下的活扣,以防片面,包含了笔者对“运作/资助”这种分类方式局限性的自省与认识。其局限性并不在于是否科学。以分类原则的不重复、不遗漏、标准一致来考察,按既定标准,把基金会分为“运作型”、“资助型”、“混合型”,科学性并无不足;理解局限性的关键在于,对于“意义”的考察。我们为什么会以“做事方式”为标准来给基金会分类?原因在于,这一标准是建立在我们对基金会基本属性的考察之上,这种分类对于实践有指导作用。具体而言,运作要把事情做好,需要项目运作、流程化管理及相关方面的专业性;资助,要选对方向,需要项目识别、评估以及陪伴成长方面的“资助之道”。专业性不同,带来的管理、治理方面的挑战与要求也不相同。不同的类型,在专业性、治理策略等方面都有差异,因此这种分类对实践有参考价值。

其局限性在于,这种分类只关注了基金会某一方面的属性,当这方面属性并非考虑某一具体问题的关键时,其参考价值就不那么大了。以坚白石为例。坚白石这种事物,有“坚”和“白”两种属性。以“白”为标准,可以将所有的坚白石分为“黑”、“灰”、“白”三种类型,更进一步,还可以引入量化的方法,以“白度”为坐标轴,绘出渐变光谱,分出更多类型。但仅以“白”为标准,无法反映其“坚”的属性;按“白度”分类,分得再细,也只是考察了其某一属性。

回到基金会,对一家为社区服务、以社区治理为目标的基金会而言,运作或是资助都是其可选的手段,仅从手段这个方向来考察,不足以深入了解其运作规律、认识其属性,因此对于社区基金会而言,“做事方式”这种划分标准并非不适用,而是对其而言意义不大。

在讨论与基金会相关的具体问题时,我们往往根据实际需要,按照不同的标准,把基金会分为非公募/公募、运作/资助/混合、官办/草根等多组各自相对的类别,每一种分类,在具体语境下有其各不相同的指导意义。但基金会远比坚白石复杂。复杂之处在于,对于坚白石而言,人们可以找到“坚”和“白”这两种互不相关、互不干扰的独立属性,人们可以分别以“坚度”、“白度”为轴,绘制出二维坐标平面,使每种坚白石都能与平面上的点一一对应。但我们借以认识基金会并对其进行分类的各种标准,包括做事方式、独立性、社会化程度、目标指向、资源来源等等,彼此之间则难以完全满足“互斥”的条件;这种情况下,标准之间是竞合关系,需根据实际来选择适用;而非可以同时适用、构建出体系的互斥关系。

例如,论坛7月6日推送的一篇文章将基金会分为高校教育基金会、企业基金会、名人基金会、行业基金会、官方背景基金会以及社会化运作基金会(刘程程, 你说出基金会的类型,本文就能猜出它的问题和困境……),即并未严格按照标准统一、互斥的原则进行分类,却并不影响该文对于实践的指导价值,原因在于,基金会有多种属性、有不同侧面,常需根据具体问题来选择视角。本文花了不少篇幅来讨论“标准及其局限”的问题,是为了引出笔者“重新认识多样性(revisit diversity)”的观点。认识多样性的第一个层次,在于认识到遵循某一单一标准,事物可以分出许多类别;第二层次则更进一步,认识到标准并不唯一,遵循不同标准,事物可有不同分类。第三层次则可考虑标准提出的意义、必要性及局限,意识到随着人们对事物属性认识的深化,标准本身也可调整发展。

例如,近年来,公益领域中“项目化”思维日益流行并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了主导地位,无论是组织自评还是外部评估,“项目执行的好坏”往往被作为评价组织的重要标准。项目的设计、流程、记录、反馈做得不完善,是当然的减分项;对基金会而言,如果一年没能做上几个较大的项目,简直是不可饶恕。实际上项目化运作只是组织发展的一个阶段、一种选择,因其适用性广、对管理提升的助益作用明显被许多组织(不仅是公益组织,也包括企业与政府)广泛采用。但本质上,项目需为组织目标服务;项目有其目标,项目背后还有组织的使命。项目之外,组织尚有许多其他工作;换言之,并非所有组织的所有工作都需以项目化的形式来运作。因此,透过项目观察组织,在多数情况下虽不失为一个很有价值的视角,但却并不总是公允,对于部分组织而言,仅从这一视角来评价有失偏颇。

不时对标准的局限性进行反思,才能促进认识的发展;理解单一视角的有限性,理解标准之间的竞合关系,才能丰富对多样性的认识,拓宽思路,不至太过局限。(这部分思路受Andy Stirling的启发,有兴趣者可参阅A general framework for analysing diversity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Andy Stirling,2007)

放开视界:进一步认识基金会的多样性

上述关于基金会及其多样性的讨论,并非脱离实际的空泛思辨,实践的丰富多彩,足为相关讨论给出足够支持。君不见,有基金会有志于学术理念,多少年如一日支持学术研究;有基金会将一种书的发行做到世界第一,书籍发行收益尚能反哺公益事业;有基金会改善公益生态,将多个项目孵化为独立组织,撑起一片天地;更有基金会投身公益金融、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志在自助自强,造福一方乡亲。

从起源上看,基金会形式多样,源远流长,早期与政府的关系便若即若离,既有补充配合,又有矛盾竞争(资中筠,2003);从发展走向上看,基金会相关实践创新,也未尝停歇。基金会这种法律形式、制度安排,自始就可容纳多样的公益实践的可能性,又岂有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单一之理?本段所举的基金会的种种作为,均对应着一个个现实案例,有些成果已经卓著,有的尚在努力之中,篇幅所限,在此不做过多介绍。

问题在于,认识到基金会的作为可以丰富多样,但多样化的各种行为是否有先进、落后之分?有关这一问题,有学者提出,公益项目可归纳为五个层级,依次分别为散财式慈善、流程化公共服务,社会服务、社会治理以及社会创新与变革。

怎么认识不同层级的关系呢?是否高层级的项目就比低层级的项目重要?通过实际走访观察笔者有一种体会,即便是第一层级的散财式慈善,也可以有相当的专业性的追求,同样是接受捐赠,对于特定群体而言,往往可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例如,对于偏远山区的孩子而言,一套美术用品为其带来的主观价值,常远超这些物品的实际价值)基于这样的体会,个人以为,公益项目的层次递进,仅代表发展的方向,越往高层级走,所需要的专业性就越丰富;不同层级之间,应以平等观,并不是低层级项目的专业性、公益价值就相对较低。

如何理解呢?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一个层级就好比一个班级,每个层级都有一定的“专业性”学生,层级越高,班里的学生数越多;但是学生与学生之间,“专业性”与“专业性”之间,却是“人人平等”的。每位学生,每种“专业性”,都应该得到充分的发展(顺带一提,在组织评估领域,不同于监管性评估与更重择优的影响力评估,支持性评估更能充分照顾到不同组织的多样性,鼓励各组织在自身的逻辑下尽可能地发展,因而值得提倡)。

非营利之魂:志愿精神及其表达

说了这么多差异性与多样性,那么纷繁复杂的公益组织、公益项目有没有一致性呢?其共同的基本属性与精神内核是什么?关于这一问题,美国非营利研究领域知名学者David Smith有其见解。他希望能进行跨学科、突破学科边界的研究,尝试把第三部门等相关研究整合为一门关于志愿精神(volunteerism)的学科“志愿学”。在他看来,并非其他,而正是志愿精神是第三部门以及公民社会发展的根本,无论是基金会、社团还是其他形式的公益组织,都可视作广义上的志愿组织。

笔者有幸,曾有机会当面向Smith先生提问请教、表达质疑。在近期一次讲座上,笔者向他提出了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与志愿精神(volunteerism)是何关系、应如何理解的问题。如果我对他的回答理解不错的话,他的回应是,志愿精神与企业家精神有相近之处,但各有侧重。志愿精神强调帮助他人,并且不追求回报,但并非绝对排斥回报,而是不以回报为目的。

志愿精神也会带来创造、改变,但并不以创造为目标,强调的是服务。而企业家精神则强调回报,当然这里回报并不一定全是经济回报,但经济回报很重要;企业家精神同时强调创新、改变(今年6月,Smith在北京师范大学做讲座,笔者曾向他提问,这段话是我自行整理而成,未经其本人核实)。

笔者觉得,与企业家精神进行类比,对于澄清志愿精神的概念而言非常重要。经类比,笔者以为“志愿精神”至少具备几项特质:一为自发自愿;二为以利他为目标;三为不以营利为目的。在此需强调,非营利,不以营利为目的,并非排斥任何回报,而是不以回报、盈利作为考虑的重点。基金会本质上应是一种志愿精神的表达机制。无论是私人基金会还是公募基金会,人们出于利他的目的,志愿捐出财物,通过特定机制运作,为财富赋予责任,使财富为造福他人、造福社会而流转,为财富带来归宿、福音。基金会的财富应该是有意志的、有目标的,因志愿精神而凝聚,因志愿目标而使用。

如何传承、表达、实现这种财富意志(即基金会的使命),是基金会治理的关键。

志愿的,一定是自愿的;为什么有些基金会缺乏动力活力?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基金会或自成立时起就非出自个人意愿、缺乏志愿精神,是为先天不足;又或其志愿精神在后天运作过程中逐渐被消磨、蚀损,是为后天失调。

因此,对于第三部门而言,重要的不是拥有多少财富总量,而是富有志愿精神的财富价值几何。

美国非营利研究领域另一知名学者Lester Salamon近期提出了PtP(Philanthropication through Privatization)的概念,即“通过私有化达成的慈善及慈善化”。对此概念,笔者一直持疑虑态度,因为在我看来,化公为私的私有化进程,难以与自发自愿的捐赠过程相比,借私有化过程而形成的慈善,虽则看起来能扩大慈善资源的总量,宛如点石成金,但其实从一开始,其根基就并不那么牢靠;为广大受助对象的福祉计,慈善部门的根基远比慈善部门的规模更有意义。尽管公益组织、基金会的发展、作为可有多种选择、多种形式,但在多样化之中,贬损、伤害志愿精神的做法却不值提倡,应当着力防范。非营利部门一旦失去了志愿精神之魂,纵有再大的规模,不也是泥塑土偶么?

先发后发 优势劣势

后发优势是个很流行的词。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后发非但没有优势,还有劣势。经济学家杨小凯在2002年就专门论述过后发劣势,随后引发了学术界的争议与讨论(林毅夫、盛洪、陈志武等不少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讨论)。

在这里笔者并不想延续关于先发后发、优势劣势的论争,倒想换个视角来看优势与劣势;关注优势、劣势的相对性。笔者认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讨论优势与劣势时,会受到“事后评价”倾向的影响,即以结果论,借助已发生的或好或坏的事实来判断优势、劣势。事实上,在面向未来时,很多时候我们难以准确分辨优势与劣势;更有甚者,优势与劣势还能够相互转化。

在生物进化史上,就可以找到因劣势而幸存的物种传承的实例;原因也不难解释,例如在A环境下,物种1比物种2更能适应,具有优势;但可能因为物种1对环境A过于适应,当外部环境发展剧烈变化,由A变为B时,原本不那么适应环境的物种2有可能反而获得了优势。

放到社会组织领域,这样的例子也并不鲜见。草根组织A规模很小,各项能力较弱,只能在孵化器中接受孵化;能力弱是其劣势,但因之而留在孵化器中,却取得了一些能力稍强的组织无法取得的合法性,劣势仿佛成了优势;一旦形成惰性,老是赖在孵化器中不走,又阻碍了其发展,优势又成了劣势。

行业协会B背景深厚,与政府联系紧密,资源丰富,这是其优势;但到了脱钩之时,这种藕断丝连的阵痛或许又成了劣势。因此优势劣势并不那么绝对,而是有一定相对性。超越优势劣势来考虑,保持独立性、保留差异性,或许更为重要。

对个体而言,由于无法完全预知未来的走向,不如不忘初心,保留差异,尽可能地发挥志愿精神,做好自己;个体差异性是生态多样性的基础,对于生态而言,更具多样性的生态具有更好的抗风险能力,也更有活力。

小大之辩:再论“规模化”与“小而美”

既然要保护多样性,那么自然而然的“小而美”与“规模化”对于生态而言同样重要。值得一提的是,“规模化”,并不是越大越好。西方发展领域文献当中,对国际NGO规模扩张的反思,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始就不断出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科斯对企业的规模就早有讨论(Coase,1937),认为企业的规模以适中为宜,规模的扩张并不会让效率无限制的提高。顺应项目、组织生长发展的过程,由“小而美”逐渐发展而来的规模,值得追求;例如在围绕某些基金会周围,自然而然形成了公益生态、规模效应。这是因为,在发展过程中,这些基金会尊重了受助项目或组织自身发展的规律。需要警惕的,是一种资源霸权、以跑马圈地的方式片面追求规模化的做法,这种做法或能一时扩大规模、扩大影响,长久来看,却是以损害志愿精神、破坏公益生态为代价。此外,笔者还认为,与其强调规模,不如强调体系。“规模”更近于量的堆加,而体系更具有机生长的意蕴。打通关节,循环提升,形成体系,是大小组织都可去追求的。组织无论大小,总要找到自身的定位,找到适合自己的目标、路径与行动(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提出的3A标准)。无论大小,对于公益生态而言,都很宝贵。可鄙的不是规模“小”,而是视野受限,强加标准于人。

庄子在逍遥游中,贬得并不是蜩与学鸠之身“小”,而是其眼界之小。如果以鲲鹏之大,嘲笑蜩与学鸠的价值,那就眼界而论,“以小笑大”与“以大笑小”,又有什么分别呢?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坚守初心,自由竞争 

健康的公益生态需要各种不同的组织。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各类组织如世间万物,各有擅长。所谓优势劣势,于当下往往难以准确判断,更优的发展策略是,笃定、坚持自己的目标,在路径(Approach)方面不断探索,不断提升符合自身需求的专业性,并不断行动,在行动中提高。

惟其如此,我们的公益才能迎来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美好图景。

作者:汪伟楠  编辑:王燕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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