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7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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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峰会 | 郝南:在不对等的资助关系中草根NGO是怎样被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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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占据了资本上游的资助方和草根之间的资助关系中,我们处于弱势地位。又不会表达,只能接受后发的定义,这就构成了一个负反馈循环。”资助方与被资助方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基金会作为资助方,是资助出资人想做的事情,还是被资助方想做的事情?如何去平衡二者之间的差异从中找到一个切入点?这是当下双方需要共同去思考的问题。本文为郝南在6月25日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武汉峰会的主题演讲:《公益后发的历史与发展》。

郝南 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创始人、负责人

我的发言主题是《公益后发的历史与发展》,但我不是来分享先进经验也不是来做报告的,和其他嘉宾相比我是公益行业里的后生,今天就来聊一聊后生经历的、眼里的“后发”公益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也是草根出身。这是我第一次来武汉,我特别强烈地感到我和你们是一样的,是你们其中的一员,所以在台下我会觉得舒服一点。我先做一个调查:参会的朋友们,你们刚开始做公益的时候,有多少人知道基金会是干什么的?(编者注:很少人举手)知道政府购买是什么?(编者注:也没有多少人举手)那没有钱为什么做公益呢?(编者注:现场有小声说不知道,有说因为情怀)这样做是不是就是专家说的没有持续性呢?其实,一开始做公益的时候,我和大家一样,而且那个时候我认识的身边做公益的人也跟大家一样。

我的公益之路

我是08年开始参与公益的。中国很多地方的公益都是由2008年汶川地震开始发展起来的。2008年,除了北上广,以及西部一些有国际组织支持的地方以外,相比起来,其他地方大概都可以算成是公益后发地区。

2008年地震的时候,我一头撞进了高老师他们办的一个“512中心”。那时,NGO都在这里会合,参加一些会议。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活的NGO、活的基金会,看到他们的墙上的公示信息里写着,这个项目由南都基金会资助10万元,才知道有基金会资助NGO的模式。那年,去汶川灾区的志愿者中,湖北的志愿者并不比其他地方少。而一些志愿者回家后,就把公益意识带回家乡,湖北也不例外。那时候,湖北的公益是在自己的土壤上、和全国其他的省份一样成长发展的。前年这个时候,有一个叫襄樊共展的组织在襄阳搞了一个公益峰会,而且这个公益峰会办的是中部几省公益峰会。这个办会的意识很超前啊,你看现在基金会都跑到全国各地去办会,扶持各个地方组织的发展。但是,那时候办这个会去北京请基金会是请不来的。你现在问襄阳的孝感的老百姓,什么是公益,他们会认为像襄樊义工、孝感义工他们做的事就是公益,他们不会知道南都啊,徐永光啊,何道峰啊都是谁谁谁。这种有隔阂的现象在我们行业里长时间都存在的。

2008年,我回到北京,就开始关注公益行业,接触了很多公益理念、参加了很多活动。那时候因为支持灾区重建,也要和基金会打交道,知道了红十字、壹基金等等。那时候贾西津老师讲的公益链条论,对我有启蒙的作用。她讲到社会资本和公益实践之间的关系,怎么样通过基金会的渠道把企业、公众的资本集中起来,支持专业的NGO去实践,然后再影响广大公众,完成一个闭路的反馈。这让我第一次知道公益行业运作的整体机制,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上,知道这个体系是有层次的。

真正实践公益是在2010年,我创办了自己的机构

玉树地震时,我建立了卓明,当时是一个志愿者组织,和去玉树的很多机构就有联系。去到玉树的草根组织,他们也都加入了一个横向的联盟,叫做华夏公益。我则是在2011年加入华夏公益。华夏是把全国各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但是已经专注于公益行业的草根公益组织联合在一起。发起人郑壹零2011年自费跑了中国很多省份,拜访了各个省里已经崭露头角的比较有名气的公益人,他们都是草根。然后,在杭州定期召开“品质公益峰会”,全国的草根公益人都会被邀请。每次见到彼此,我们都会非常开心。

当时,我们已经用公益来称呼自己的身份了,但我们和95年世妇会以后发展起来的那些NGO没有什么联系。那时候,很多伙伴不知道什么是基金会,分不清楚基金会和基金的区别。当时也没有政府购买,政府只给表现比较好的民间组织颁奖,政府允许他们做事的同时也解决了政府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政府给你名誉,给你表彰,让你有更多曝光度。很多组织已经做了有三四年的时间,我们在台上时都是说自己做得多好,晚上交流时就开始互倒苦水,讨论缺资源怎么办,带的人怎么管。那时,我们经常台上说因为大爱做这个事,要不忘初心。但我们晚上都会聊到,自己平时多想想就会发现,做公益是为了补足自己不完美的地方。除此之外,我们就会互相探讨,怎么把公益这个事情持续做下去。

当时自发来做公益的人什么样呢,一般是刚刚赚点钱、经济可以自主、时间比较自由的一些人,还有一些在自己的生活中没有找到方向,忽然发现公益这种生活方式,觉得比以前知道的生活方式都要好。这些不同来源的草根公益人慢慢就有了不同的发展。有一些人就发现公益越做越穷(我全职公益这三年来,就体会到了做公益越做越穷的感觉)。在一起倒苦水时也分享经验,我们会谈论在公益的实践中遇到的困难,走的靠前一些的组织就会分享他们解决问题的经验。那时候的公益组织能活到现在都了不得。资源非常匮乏,没有政府一分钱,他们怎么活了七八年直到现在呢?

比方说,公益组织和地方媒体之间就往往是一种共生关系,我还没有看到哪一个公益学者做过这个方面的研究。每个地方的草根公益组织在没有得到地方支持的时候,和地方媒体都是天然的共生关系。地方媒体中也有很多人最后成为了公益人。比如黑龙江、新疆、泉州,都有公益人是地方媒体人出身。还有比较早的山东公益联盟,是当时山东的一家叫大众网的媒体支持成立的。

草根组织在社会中的话语权丧失

在互生的社会关系中,草根公益组织找到了自身的定位,找到了维持自身发展的资源利用方式。这些都是在完全没有任何理论方法指导、资源支持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经验。草根组织在社会中,是可以自然的具有一定的位置和发挥作用的。

我们现在来反思,说这种模式在某种角度上是后发的,或者是有更先进的公益模式,那么我们也要反思一下这个“先进性”是由谁来定义的?中国公益的理念来源很多,跨界的,创新的。但也可以分为两种:

一方面是来源于西方的。西方的公益理念和方法比较容易受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接受和吸纳。比如梁漱溟老前辈,他比较早接触这些理念,然后融合于中国的本土实践。他们由理想主义和系统思维建立起来思想纲领,来与资本博弈、引导资本用于公益实践。

另外一方面,就像我们08年发起的公益组织,公益意识的觉醒,一部分来源于“中华民族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一部分来自于我们打小接受的教育中的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审美观。(其实还有一方面当时没有提,即来自于宗教的。——讲者注)

这两种来源的公益理念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是互不融合的,彼此之间不了解。我在12年、13年的时候很痛苦,我很幸运,在北京能在活动上接触到很多公益大咖,他们说中国的公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一定会有大幅度的提升,但是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看到这个应该有的增量?我就想发言说增量在我们这里,但是我抢不到麦克风。那时,我就非常深刻地感受到我们各个地方的草根组织被所谓的主流公益行业忽视了,我们得不到发言的机会。在已经被构建起来的话语体系里,各个地方的草根都没有太多的表达机会,得到资助的机会也就很少。在占据了资本上游的资助方和草根之间的资助关系中,我们处于弱势地位。又不会表达,只能接受后发的定义,这就构成了一个负反馈循环。

在占据上游的基金会行业中,很多是来自于体制内的中字头公募基金会,它们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其实他们也是活在夹缝中,活得很别扭。所以才有非公募基金会论坛这个行业平台(编者注: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已于2016年11月转型升级为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这是更加理想化的地方,代表了NGO行业的一种典型的理想主义情怀。

在资助过程中,西方有很多概念,比如Empowerment赋权——在解决问题的利益相关方中,要支持有主体性的那一方,让他能够自主想到解决问题,才能促进问题的真正解决。实际上,中国的资助方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贯彻的尽善尽美,价值观在生存受到考验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坚定。作为草根组织来讲,在接受这些资助关系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人类社会的任何自然形成的关系中,资源占据优势的一方永远都是在剥夺另外一方,尤其是在对方缺乏表达的时候,不管是领土、资本还是话语权。当我们在不对等的资助关系中处于不表达的状态,优势也就会被忽略。当资助者不是在支持你想干的事,而是出资人想干的事,这样的资助关系就值得我们反思一下了。第三部门的存在正是为了解决第一第二部门建立于剥夺关系之上而造成的社会问题。

公益存在的意义就在于逆“势”而为——我们看到更多的“弱势者”存在的价值和优势,我们让这个世界变得多样化,让更多在主流价值观念里被定义的弱势群体的存在也能得到表达,让所有人都被尊重,促进平等而不是压迫。这是美德与文明的要求。如果公益的践行者们自己不能看到手中掌握着权力,克制不了自己去控制的欲望,不能珍视和反思所拥有的权力、好好善用它们,这样的公益行业可能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作者:郝南  编辑:王燕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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