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7月06日

秘书长说 | 秘书长组团爆料!“研究”与“基金会”之间的那些事儿

上一篇

下一篇

秘书长说 | 甘东宇:打开基金会思想的疆界演讲实录

您的当前位置:首页 > 详情

“秘书长说”第三期

写在前面

2016年6月17日,由第八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CPFF8)与北京三一基金会联合举办的第三期“秘书长说”系列主题沙龙在3ESPACE成功举办。

本次沙龙围绕“研究也是做公益? 基金会不得不知的研究那些事儿”这一主题,与会嘉宾各抒已见,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以下奉上回顾本期“秘书长说”主题发言环节中甘东宇秘书长的主题演讲。

演讲主题及嘉宾简介

甘东宇

凯风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硕士

《打开基金会思想的疆界》

今年《慈善法》正式颁布并将开始执行,其中一项重要意义是对公益慈善的定义进行了重新的界定,使之与以前相比更宽也更深,这样无形中为基金会的工作范围带来了更多、更大的可能性。那么究竟基金会的疆界可以扩展到哪里呢?

首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听说的基金会里,哪一个让你最为出乎意料的?让你觉得,哦原来基金会还可以做这样的事儿。对我而言,当我听说达沃斯论坛(暨世界经济论坛)是一家基金会时,而且还在中国注册成为了第一家境外基金会代表处,确实吃惊不小。连达沃斯都是基金会,我们有什么不敢想、不能做的呢?但另一问题随之而来,基金会有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我认为有两件事是不能做的,第一是赚钱分红,第二基金会不能扮演政府的角色。除此之外,我们要思考,基金会的疆界究竟在哪儿?

 1.科技、社会和价值观的冲击

今年有几件大事我相信在座各位会比较感兴趣:Alpha Go机器人战胜了人类围棋选手和“引力波”的被证明。另外大家有没有听说“机器学习”、”汽车无线充电“、”盲人眼镜“。我有个朋友到美国硅谷去投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技术已经能让盲人通过“盲人眼镜”看到这个世界。哈佛大学教育专家推测,预计五十年内大概有一半目前由人做的工作将被机器人所取代。看起来离我们还远,但那个时代就是我们下一代将会遇到的,所以当我们谈教育、谈教育创新、谈教育内容的时候,是不是要看一下我们现在的教育、现在的社会,以及未来的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反过来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科技革命是我们很多都想象不到的,我们目前面临的可以说是工业革命以来最快速的变革。 

其次是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大家能感受到,传统的大公司越来越少了,原因之一是层级越来越扁平化,二是不少专职性的工作都会外包出去。比如在基金会层面,南都基金会已经把财务外包出去,不再需要专职的财务人员。而未来的私人企业,凡是能够专职化的工作都可能会被外包出去,最后可能只留下最核心的技术和产品。

 整个社会的变迁大家也能看得到,家庭人口越来越少,社会单元越来越小。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大,这些可能会给我们在座每个人带来影响。城市问题也越来越突出,首先如何定义城市居民,你很难想象如何去定义我们谁是北京人、谁是广州人,因为我们可能都是外来者;甚至全世界的范围来讲,很难界定你是哪国人,属于哪个族裔。而这些现象和变化,必将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同时也会给基金会带来新的战场。

2500年以前东西方同时出现一批伟人,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启蒙,奠定了人类文明的基石;15、16世纪至工业革命,人类进入文艺复兴,即第二次启蒙,造纸术的发明让很多思想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在第二次启蒙过程中,个体的能力和个人自由从束缚中解放出来,无论从精神上,还是物质生活创造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我们也一直面临 “个人主义”、“功利主义”、“贪婪”、“环境恶化”等随之相伴出来的负面问题。而且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反过来影响了人类的发展。

有人说我们现在到了第三次启蒙运动的时间,反思资本主义给我们带来物质优越性的同时,需要反思和尝试解决所夹带的种种弊端和困境。我们正面临着价值体系的重塑。

2.用复杂性思维的方式去解决社会问题

很多国内外的基金会看待社会问题时,会进一步反思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会进行很多不同层面上的讨论。

举个例子,我们过去往往觉得是因为资源的不平等,导致教育的不公平,那么我们能不能在全国范围、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公平分享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些人用另外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比如通过科技的创新降低教育的成本,最早在印度有人提出了100美元平板电脑的作法,尝试让更多的人可以接受同质的教育。比如谷歌公司试图给更多人提供免费WIFI、比如大家都知道的“慕课”等新技术和新方法层出不究。这些都是通过技术去试着改变当前的社会问题。

现在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可能没有办法用单一的学科、单一的部门完全解决。因为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因此需要不能用简单的线性思维,而是更多地用复杂性思维方式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我自己十分喜爱的一本书就是《复杂》,讲的是桑塔费这个非营利性研究机构的故事。一位斯坦福毕业的经济学家发现“收入递增现象”,但是他做不出模型,无法说服其他资深的经济学家,于是他找到学计算机的人帮助他建模。后来他们觉得要有不同学科的人坐在一起对一些社会现象、社会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这就是桑塔费研究所最早的初衷。现在那里集中很多学科的研究人员,包括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进行着复杂性理论的研究。

还有很多案例,比利时的国王基金会,想要解决老年阿兹海默症,前期花了很多钱在研究上,但结果并不能找到解决这个医学难题的方法,于是这个基金会转变了思维方式,开始培训“阿兹海默症”病人所有利益相关群体,比如社区工作者、NGO工作者、社区中心的工作者、养老中心的工作者、甚至警察,告诉他们不要把“老年痴呆症”患者当成病人,要转变观念,通过周围人的观念转变,保证了“阿兹海默症”患者的福址。

 另外还有德国墨卡托基金会,每年会请一个欧洲学者与中国行业内领导者进行公共对话,打开思路,拓展视野,加强交流;他们还在欧洲建立了一个共同研究移民问题的民间研究机构,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论证。美国一家非盈利组织,通过研究发现,一个简单的办法可以大大降低高速公路死亡率,因为人们夜间开车分不清高速公路界限,容易冲出马路发生事故,而在边缘加一条白线恰恰可以起到提醒的效果。

这样的案例还有许多,相信在座的每位也可以举出一些。但也许有人会问,刚才举的例子都是国外的,中国基金会这样的案例在哪里?这就是今天的主题,希望更多的中国基金会可以打开思想的疆界。

 其实我们的身边已经到处可见这样的事情,比如我们大城市的交通堵塞和拥挤是个大问题。采取了不少办法,有些有效果,也有些不太有效。直到有一天,我去机场发现一个变化,让我眼前一亮。发现送客人的区域很宽,分出几条车道,只有出租车和大巴这些属于公共交通的可以开到最里面那条路,其他私家车必须开到外面的车道。我想这就是一个例子,交通问题的解决不仅是个技术问题,还是价值观的问题,是用公共优先的价值观引导解决交通问题的一个好案例!

作者:甘宇东  编辑:石敏诗


本网站由阿里云提供云计算及安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