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6月03日

长沙峰会 | 中部公益崛起之势与财富人群的更多可能

上一篇

下一篇

长沙峰会 | 周秋光:湖南慈善公益未来展望

您的当前位置:首页 > 详情

湖南师范大学公益研究中心主任、湖南乐创公益慈善发展中心发起人、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周秋光对湖南慈善公益未来有哪些展望呢?

湖南慈善公益在未来应如何健康有序地发展,总的来说要传承与创新相结合。我这里提出五个方面的思考建议,作为对其发展的未来展望。具体是:


传承中国慈善的优良传统

中国慈善的优良传统在当今还可以继续使用并且不可或缺的,要之有四大方面:

一是传统文化中的慈善思想。要认识到中国传统慈善文化本身即汇聚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浓缩。这些文化中的慈善思想至今仍是慈善事业发展的思想源泉或者说动力之源。

二是政府在慈善发展中的责任担当。在传统中国,办理慈善曾主要由政府为主体承担,民间慈善居其次。到近代,民间慈善组织(如中国红十字会、世界红卍字会、华洋义赈会、香山慈幼院等)曾取代政府成为慈善救助的主体。但那个时期政府在慈善发展中仍旧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制定一系列慈善法律法规、监督管理制度等等,有效促进了慈善事业的规范发展。慈善具有民间性,但并不否认政府在推进慈善事业发展中的作用。只是政府必须在合理空间发挥作用,如慈善立法、政策引导、人才培养、监督管理等方面。当然,肯定政府对慈善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是说要政府主办慈善事业。

三是慈善形式和内容的多样性。在现今社会,可以进一步丰富开展慈善募捐的形式;在救助手段上不仅要有资金、物质援助,还可以给予资助对象以心理安抚;在慈善组织的类型上,不仅要发展慈善事业的募捐组织和具体实施组织,更要突出协调性慈善组织(如中国慈善联合会)的发展, 加强慈善组织之间的合作与联合,发挥慈善组织整体的力量,促使慈善资源的配置更加科学合理。

四是“教养并重”的救济方式。这种教养并重的救济方式值得在当今社会继续传承与强化,要在救助弱势群体生命的情况下,更加注重培育弱势群体的生存能力与社会竞争力。

创新当代慈善发展的理念

中国慈善活动历史悠久,但时代在发展,环境在变迁,慈善文化及其环境都随历史而处于动态变化中,有关慈善发展的基础理念也必须要与整个社会环境相适应。历史发展到今天,有五个方面的理念可以在当代慈善发展中进行创新:

一是当代慈善思想发展的理念。传统中国,指导人们行善的动因是“积德行善”的理念。但“积德行善”让捐赠者心灵得到慰藉,却让受助者在“知恩图报”传统伦理的作用下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当今社会,应当确立新的理念:即捐赠者钱物一旦捐出,就脱离了捐赠者,属于社会所有。不存在“施恩”和“报答”的问题。此外,必须确立现代公民社会理论中公民权利与责任相统一的意识。即当今中国公民从事慈善活动,不一定被看作是道德驱使,而是一种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体现。作为一个现代公民,在遇到困难时,有接受国家、社会和他人帮助的权利,那么也就有履行社会责任和帮助他人的义务,二者是统一的。从而慈善就不再是少部分有道德良知或有钱人的专利,而是可以也应当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人人都乐于和应当去参与的一项事业。

二是尊重捐赠者个人或团体自愿自主的理念。慈善有三性:民间性、自愿性和自主性。自愿自主一要排除强制,二要符合意愿。也无论捐多捐少都是奉献要受到尊重。要明确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创造和优化一种良好的社会捐赠环境。值得注意和特别说明的有两点:第一,慈善的初衷是缓解处于困难之中社会成员的生存境况,不是劫富济贫,更不是去彻底解决社会中存在的贫富差距,不能要求慈善捐赠主体每逢灾难都必须保持高位数捐赠;其二,各大企业、富人在参与慈善的过程中,对于捐赠数额、捐赠对象、捐赠领域等都有着自身考量,各大企业、富人在慈善活动中应该说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况且企业财务支出还有内部规定,也必须结合企业自身发展情况作出最合理的选择。所以说,社会媒体、社会公众应当要认识到慈善事业的自愿自主性这一心理基础,不能以舆论暴力损伤慈善的发展环境。

三是追求当代慈善纯粹性的理念。慈善的行善者在动机上是有着层次之分的 。真正慈善的出发点应该是“利他”,而不是为了“利己”才去“利他”、将慈善作为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由此便可以区分出两个层次的慈善:一是主客观一致的慈善,强调的是进入理想化境界,慈善主体纯粹只讲付出、不求回报;二是客观上有慈善行为、主观上又有功利目的的主体实施的慈善行为。这两个层次的慈善行为在客观上都能帮助弱势人群,都值得肯定。但从道德层面讲,主客观一致的慈善应当更值得提倡和追求。

四是增进现代慈善专业性的理念。现代慈善应当是专业的而不是业余的。但是慈善机构强调志愿服务,对领薪酬雇员不能提供有竞争力的工资,这使得它们很难吸引专业人员,影响机构的效率和工作效果。目前我国慈善的业余性主要表现为:慈善组织专职工作人员十分短缺;现有工作人员年龄结构偏大、学历结构偏低;专业人才缺少。另外,我国慈善组织从业人员的薪酬水平大多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这也对优秀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缺乏吸引力。2012年底民政部正式启动了《中国公益慈善人才培养计划》,计划通过3年时间,用于建立慈善人才培养体系。这是慈善走向专业化的积极信号。

五是明晰当代慈善主体权责的理念。发展慈善事业,既涉及到政府部门之间的横向关系,又涉及到政府与慈善组织的伙伴关系,还涉及到慈善组织之间的竞争合作、捐赠人与受赠人之间的权责关系。在当代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自愿捐赠。捐赠是一种奉献行为,但这种奉献行为并不意味着慈善主体放弃在慈善活动中的一切权利,同样各慈善主体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捐助者,包含个人、企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等,应有权利选择捐赠的数额、内容、形式、用途,有权知晓慈善组织对捐赠款物的使用情况、慈善活动效果等;其责任是必须要保证捐赠款物来源的合法性,在无特殊情况下应按照约定及时足额履行捐赠承诺。而慈善组织可以根据组织规划、救助群体情况、捐赠者意愿等对善款善物进行科学合理分配,有权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筹集善款善物,并享受国家相应税收减免政策和对受助者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核,定期公布组织接受社会捐赠以及实施慈善救助的相关信息。受助者有获得社会爱心人士、慈善组织资助的权力,在接受捐助过程中有权获得人格尊重;其责任更多的在于为慈善组织或者捐助者提供真实困难信息而不得弄虚作假,要合理有效使用善款善物,在外界的帮扶下通过自身努力尽快摆脱困境。

完善当代慈善组织的运行机制

在现当代社会,慈善组织已然成为慈善救助的主要实施者,慈善救助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慈善组织是否具备科学合理的运行机制。当前仍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运行机制:

一是推广慈善组织董事会管理体制。董事会是采取会议形式集体决策的机构,这种管理体制有助于慈善组织决策的科学民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规避决策失当,提升慈善组织运作的专业性,能够更加科学地对慈善项目进行管理。

二是引入慈善资本主义理念指导慈善组织运行。“慈善资本主义”可以解释为新一代慈善家认同的社会投资家的新慈善伦理。它的大意是:慈善事业要通过运用慈善市场进行社会投资,遵循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和创新精神, 才能建设成高效益和高效率的现代全球性事业。我认为所有慈善基金会(无论是公募还是非公募)的基金,都必须以基金增值的收益部分去从事慈善公益事业,所以如何让慈善基金增值收益很重要。考虑到投资风险等因素, 国内基金会的基金管理一般采取一些传统的投资工具, 如银行存款、债券、银行存款与债券的组合、少量的股票投资等, 通过资本投资工具进行管理的几乎没有。这种状况导致基金会的基金收益普遍比较低。“慈善资本主义”追求的目标是使捐赠者的钱实现最大化的“杠杆效应”。在慈善资本主义理念的引领下,慈善组织应该强化资产运营意识,创新慈善公益创投方式,重视对慈善资金的保值增值,进而掌握更多资源从事慈善救助活动,有助于慈善组织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塑造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生成机制。如何完善塑造?概言之有三:(1)完善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机制。透明度是衡量慈善组织公信力高低的主要指标,是消解社会公众猜忌和质疑的法宝。提高透明度的核心办法是慈善信息公开。(2)完善慈善组织的财务管理体系。应把握以下六个方面:①财务预算管理。②财务控制管理。③财务监督管理。④财务风险管理。⑤会计记录管理。⑥绩效评价管理。(3)完善多层次的内外监管机制。能够对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形成压力、动力的因素就是自律与他律。在自律机制建设中,主要是要完善内部监督机制、财务管理、提升内部从业人员专业性、规范募集程序以及资助程序等。在他律机制建设中,则要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一是政府监管。二是舆论监督。三是公众监督。四是行业监督。通过以上监督力量的发挥,最为明显的功能是可以规范慈善组织依法活动。

加强当代慈善文化的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慈善文化受到了沉重打击。曾经出现“断层”。所以说慈善文化建设在当代当前来说尤为迫切。

一是优化慈善文化建设的制度环境。在《慈善法》出来之前,我国慈善制度最大的不足集中体现为慈善法律法规不完善、存在问题和缺陷,具体表现有六:(1)慈善立法层级较低,尚未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2)慈善组织的准入机制不合理,门槛高、条件近乎苛刻;(3)法律法规对慈善组织主体地位有待进一步完善;(4)组织机构官味浓厚,缺乏独立性,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角色定位错位;(5)对慈善组织的监督评价存在问题;(6)税收减免与激励措施不合理,比如捐赠数额税前扣除比例偏低、基金会投资收益所得税比例偏高 。另外,也存在税收优惠差异对待问题,对特定慈善组织如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宋庆龄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慈善组织捐款时,允许在税前的应纳税所得额中全额扣除,而向其他慈善组织捐款则只能获得相应比例的优惠,优惠政策不能平等享受。如今《慈善法》出来了,各项政策法规在完善。但如何让慈善公益在法制法的轨道健康运营,同样还得付出更大努力。

二是培育现代公民的慈善意识。应把慈善纳入到公民道德塑造的范畴, 像提高公民道德一样提高慈善文化。在许多西方国家,慈善教育很早就是教育中的重要内容。比如美国学校定期组织学生参与社区公益慈善活动并进行组织与管理,其家庭教育也十分重视孩子公益慈善意识的培育。我国已由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新纪元慈善教育基金”开发了《慈善读本》(小学版、初中版),2012年已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现在一些学校已经开展慈善课堂教育,这是落实《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 年)》文件精神的重要体现。但除了慈善课堂教育,还应开展更多的慈善参与教育,增强学校与社区、家庭之间的互动合作,为学生参与慈善活动搭建平台,促使这种后天习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成为人们的道德规范。在培育现代公民的慈善意识层面,大多数人的慈善观念仍然停留在个人修身的范畴和个人功德的层次上。应将个人修身的范畴扩展到公共意识的范畴,从个人功德的层次上升到社会责任的层次 。

三是拓宽慈善文化的传播路径。拓宽慈善文化的传播路径,可以从以下两点着手:(1)要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媒介。随着科技进步,现代化的社会传播媒介越来越多,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等途径以及微博、微信等社交工具大力宣传慈善文化、慈善典型等,深化社会公众对慈善的理解与认知。(2)将慈善文化的传播寓于日常活动之中,使其常态化、便捷化。如深圳“公益金百万行”,主题是“快乐公益,与爱同行”,营造的是一种轻松愉悦的公益氛围。每个人都不用花费太多就可以参与其中,每个人都能够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让自己得到锻炼和放松。所以不管是慈善组织也好还是政府部门,在培育慈善文化、开展慈善活动的过程中,应当适当考虑公众参与的可及性,为慈善文化的传播打造科学平台。

理顺政府与慈善事业的关系

现今政府与慈善事业的关系还是需要理顺的。需要理顺就说明当前还不够顺,还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和实践中的障碍。如何理顺?

一是变官办慈善为官助慈善。我国当代慈善事业尚属于官(官营)民(民营)混合、公(公募)私(非公募)并存,而以官办慈善为主导这样一种格局。其实官办慈善也算是中国慈善的特色了,古已有之。比较有代表性的官办慈善组织有南北朝时期的六疾馆、宋朝时期的福田院、安济坊、惠民药局以及明朝的养济院等。历史表明,只要政府有能力,就会一直主导慈善;无能为力的时候,才会有民间慈善的蓬勃发展,民国时期就是如此。但民国的历史也表明,民办慈善要比官办慈善为好,政府与民间互动,政府在监管和慈善法制建设上着力,才是最为可取的。这就给我们留下了历史对照和现实思考的空间。由于慈善事业曾在大陆一度中断30多年,要在恢复时期开展慈善活动,则必须依托于最有权威的官方的重视和扶持。回顾改革开放初期成立的一些慈善组织也大多数是有官方背景的,例如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但由官方办理慈善事业多久才是恰当的?关键要看民间办理慈善的条件是否成熟,这个条件主要包括政府支持、社会氛围、善款来源、慈善家人物、政策法制环境、社会监管机制等。当这些条件都已具备之时,政府在慈善领域的主办地位就可以渐次淡出了。对照以上条件,可知现在政府对于慈善事业的支持是毫无疑问的,汶川地震和“郭美美事件”发生后,社会公众的慈善参与和对慈善的高度关注,使得整个社会的慈善氛围已经形成,同时也出现了一大批慈善家人物。另外,《慈善法》也出来了,对于慈善事业的监督管理现在也形成了政府法律监管、社会媒体监督、社会公众监督、第三方机构监督以及行业监管的体系,当然其监管功能的发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从大的趋势来看,政府应当逐步退出慈善发展的主办角色,给予民间慈善组织更多自主发展的空间。

二是明晰慈善与社会保障的界限。由于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制度在救助对象和实施目的上具有很多相似之处, 因此, 很多人都将慈善事业视作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而现实社会中的社会保障部门也确实在执行着社会慈善事业的大部分工作。我一直主张当代中国慈善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种必要的补充”,这对政府社会保障和民间社会慈善之间的界限及其关系划分得十分清楚;不赞同“慈善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慈善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说法。如果慈善被看作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政府社会保障和民间社会慈善之间的界限也就没有了,这无形中只能是为政府垄断和取代民间社会而包办慈善提供理论依据,是极其不合适不恰当的。社会保障是政府对民众在年老、疾病、失业、面临生活困难的情况下,实施最基本生活需求保障的一种制度安排和行为;而慈善系民间社会行为,是民间爱心人士和公益慈善机构在政府社会保障之外或力有未逮的状况下,自愿救助社会困难或弱势人群而客观上达到帮助政府解决困难的一种行为 。从二者资金来源看,慈善资金主要来源于社会个人、企业的自愿捐赠以及部分投资收益等,当然也有个别慈善组织能够得到政府财政拨款(如中国红十字会),而社会保障资金则主要来自政府财政拨款,是企业、个人在法律强制力驱动下缴纳的费用;从受益对象看,慈善受益者是处于困境中的弱势群体,而社会保障受益者则是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全体社会成员。当然,无论是慈善事业还是社会保障都有助于改善社会成员的生活境况。

三是明确政府在推动慈善发展中职责。在办理慈善这个问题上,明确政府在慈善发展中的职责主要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政府应该做什么;二是政府不应该做什么。

先说政府应该做什么

在现代慈善事业中,政府更为科学的作用是指导慈善发展而非主导慈善发展,政府对慈善应当是政策引导、法律规范、舆论宣传、支持和监督。政府应该充分宣传中国传统慈善文化中的精华,鼓励人们树立全社会相互帮助和关怀的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使慈善成为一种社会责任和公民义务;要强化对慈善事业的依法行政和监管力度,创造更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法治环境;要进一步完善鼓励慈善组织发展的激励机制,比如慈善组织等级评定机制、慈善捐赠税收减免机制等等。另外待条件成熟后,政府也可以探索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等,引导富裕阶层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促使更多的社会资源整合起来,为慈善事业发展贡献力量。2014年10月29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发展慈善事业的一些措施涉及:落实和完善公益性捐赠减免税政策;引导公众捐款捐物、开展志愿服务,推进股权捐赠、慈善信托等试点;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可通过公益创投等方式,为初创期慈善组织提供支持;积极探索金融支持慈善发展的政策;优先发展具有扶贫济困功能的慈善组织;强化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增强慈善组织公信力 。这次会议确定的内容无疑为慈善事业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再谈政府不应该做什么

说到底,慈善是一种民间自发行为,政府与民间存在博弈也合乎常理。从慈善终极目标来看,有助于改善社会弱者的生存环境,能够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人的发展,这与政府目标存在一致性,所以政府不应阻滞慈善发展。首先政府不能违背慈善事业发展的规律性。慈善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样慈善的发展也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相协调。时下一些地方提出“大力发展慈善”或“促进慈善事业大发展”的口号,大有运动式慈善的味道,但慈善发展与政府法制、社会环境、人们的收入水平都有着直接关系,如果忽略慈善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则也实现不了“慈善事业大发展”的目标。其次政府不能强制开展慈善。慈善行为的一个特性就是具有自愿、自主,但现在各地强制捐款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这其中又以遍布各地的慈善会系统为代表,这些省级、市级慈善会在性质上属于民间社会组织,但其职能又与政府重叠(工作人员也有重叠),开展慈善活动在很多时候是借用了政府的号召力甚至是强制力,比如2014年1月中共台州市委办公室就曾下发《关于在市级单位开展“助力五水共治”捐款活动的通知》的红头文件,并对各个级别领导的捐款数额按照级别高低列出了参考标准。这种以红头文件“劝捐”的工作方式违背个人意志,扼杀了人们对慈善事业的热情,不利于慈善事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编辑:李婷


本网站由阿里云提供云计算及安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