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09日

让人才跨界流动来提升社会组织效力
Philanthropy for SDG - 互联网慈善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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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扶贫助学到全人关怀——中国教育公益新思维、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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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23日,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16年会在上海圆满闭幕,此次年会无论从议题设置还是服务形式上来说都得到了业内人士的广泛好评,我们将陆续整理出此次年会的精彩内容,供大家回顾和体会。本篇为您呈现23日平行论坛——“从扶贫助学到全人关怀——中国教育公益新思维、新方法”。

圆桌讨论:教育公益新思维、新方法

主持人:唐韵鹏,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

嘉宾:

梁晓燕,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正荣基金会理事、自然之友理事

潘瑜,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

周淑祯,北京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发展顾问、资深社工督导

张晖,联合技术公司亚洲可持续发展与企业责任总监,中国欧盟商会企业社会责任论坛主席

杨春燕,新教育基金会秘书长

申宇,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梁晓燕:公益的工作,尤其是教育工作,教育公益的规模化在什么意义上是必须的?在什么意义上是合理的?在什么意义上不是非此不可的?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分析着谈。现在规模化的呼声很强,也有很多长期做的组织,大家的分析并不在于我们一般性地说不应该规模化,不是这个问题。大家都认为,只要能做多,影响得人多更好。但不断困扰我们的是:教育是一个长过程,教育的效果是看对一个人影响的深度、时间的长度,以及和他生命触及的程度。我们就在想,有一些项目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包括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说我们需要一个陪伴、全人发展。我们的公益项目相对来说是从一个侧面进去,相对比较短、比较轻,是他人生成长中的一部分。我们想,这究竟是一个公益使命相符的选择问题?还是对公益认知程度的问题?你程度低,不够,需要提高?还是对公益使命选择的问题?我们希望陪伴着一群孩子,更加长远的、深度的,对他们的生命更负责任的陪伴?还是某一个侧面?究竟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取的一个或然性。这里有一个问题,究竟这个选择价值上有高低吗?

第二,在公益里,或者说它得到公益的评价,在一定的条件下是不一样的,这种评价对于做事情的人来说,是应该非常在意?还是他更多遵从自己内心的东西?这没有确定的对和错,也没有确定的一定该怎么样。所以关于规模化,很多机构在讨论。“小而美的公益项目,都是花拳绣腿”我没有细看,但说明这个话题很热。

我“要”小而美和我“只能”小而美,这是两种态度

为什么规模化的问题那么突出?因为这确实涉及到公益机构的自我要求,自我提升的问题。小而美是容易满足的,是容易从中感受到自己的。你很可能在一个舒适区,而规模化是提出挑战的,是要让你整个的工作思路、流程,整个的设计,并且你所有资源的对接方式,都发生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对很多团队来说确实是挑战。所以我觉得从这两个角度来说,你哪怕说要做小而美,也必须经过了所有的思考,挑战,经过了论证,之后说这个小而美就是我负责任的一种选择,而不是说因为我只能做小而美,所以我就做小而美,这是不同的态度,也是不同的应对方式。另一方面,对于规模化,最近有一篇文章,关于规模化的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挑战是什么,是怎么应对的,对于这个问题,那篇文章做了非常坦诚的叙述。在这个文章成形的过程中,我跟他们有过很多讨论。接下来,我们想召集教育类的同行们,讨论规模化的挑、规模化的真实的含义,除了数量、点、铺的面,除了一般理解可能会产生的问题,规模化它所要求的,它真实的含义,还应该发掘出一些什么?第三,规模化的方式。他们提出了六种规模化的方式,我后来又补充了两点。也就是说规模化并不是一条既定的路,不是一条规定性的路,而是一条探索性的路。所以规模化的含义究竟是什么?真的值得我们好好地探讨。

我们新教育基金会,真爱梦想基金会都是在做规模化,时间很长了,非常有成就,同时又有他们自己的章法。其他的,像我们现在讨论的,基本上不是一个很大规模的,而是一个点上的工作。我想,如果今天真的不一定就这个话题,我想跟教育同行分享什么?这是我最近非常投入、非常焦虑的事情,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想得很清楚,概括不出来一个系统的想法。可是,我觉得这个话题的提起,让我和多方公益同仁们进行交流,对我很有启发,也给我很多冲击。所以我觉得这个挑战来得很对,也很及时,并不简单。

周淑祯:我们小而美,但是我们每天面对的孩子不多,五千个左右而已,我们在每一个学校放了两个驻校社工。我回应这个问题——我们如何规模化,我们做了几点探索,如何从过去的支教模式转变为驻校社工。规模化,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制度化。我们建了一个完整的SOP,标准是应该做哪些东西。第二,我们开了社工课,孩子需要什么,我们给他什么,包括品格教育,性格养成。如果我们的社工觉得这个内容不大合适,他可以修改,我们欢迎他们因地制宜去修改。第三,我们会衡量规模化产生的效益:我们陪着这个孩子成长,他的行为有没有变好一点?写功课的比率有没有增加一点?这都是我们过程中的衡量指标,目前我们正在做面向规模化的调整。

张晖:我从企业角度思考,听了以后,受的启发蛮大的。我觉得谈规模化之前,是不是谈一下效率问题还有机构的体量问题?第一,我不知道你如何定义规模化?5千人算规模吗?5万人算吗?50万人算吗?我个人不太建议脱离机构的实质性,还有业务的核心优先级以及核心利益相关方的需求、体量,如果没有这些因素在前,谈规模化的意义不是太大。规模化,我们换一个词,可复制性,不是数字上的规模,可能是一种方法,比如真爱梦想、西部阳光,很多时候不一定是项目本身的硬件规模,有可能是其中可传播的规模,我们谈规模化之前可能要谈效率和这些因素。

提一下困扰,我们这么多的公益组织都在助学,有没有机构能够评估一下,所有人投到一个地方,能有多少项目?这些放到一起,每个报表可能都很漂亮,但是合在一起的时候,对这个固定群体产生的影响到底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所以规模化的第二个挑战是协同化,这不是一个人的协同。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和教育机构或者公益组织能够把一件事包在里面,所以很多时候谈规模要看我们企业的能力是什么,是不是把有限的能力发挥到最大价值?我是不是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选择产生更多交集?大家是不是可以把这些规模化的东西进行梳理。另外回到小而美,我们是不是谈一点实在的东西。

申宇:如果说规模化,我们可能有一定的规模,也引起了社会上的一些关注,我想规模化我们怎么定义的,是从数量来说吗?其实今年一年做得都挺累的,27万花了,可以说我们白天做的事,晚上做梦可能都是想着这个事,所以规模化是有代价的,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可持续的状态也是一个问题。 

规模化如果真的是从数量的角度评测,今天已经有2500家的学校,我们是不是做到1万家、2万家才是成功?真不是,是看我们创造多少价值,带来多少影响力,甚至我们精耕细作的部分是否深入到每个人的人心,做有质量的部分。真爱梦想还是有很长的道路要走的,我们自己想重新定义规模化,我们的速度不会像一年450家、500家这样的速度了。我们做的就是生根,跟多方合作,做一个共创,做品牌型基金会应该做的事,这也是我们思考的事情。

杨春燕:对我们小基金会而言,我们可跟在座的各位有点不一样。我们是在有目标、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去做,慢慢地扩大,规模化了。我们是零基础,机构目前来讲的是宽进宽出,我们上海有一个学校,蛮认同新教育的理念,但是上海毕竟是沿海城市,它吸收的资源更多,认为已经不足以满足它的需求,就退出了。我觉得很好,这可能也是一线老师,不需要被动地监管他什么,他可以主动地来,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学会跟在座的同行学更多的,如何更好地去监管他们,把规模化的方式、效果体现出来。 

潘瑜:谢谢各位老师,实际上刚刚申宇老师说的,我非常认同。新华爱基会的“捡回珍珠计划”经过13年发展,从最初每年帮助21个学生,我们一直都在成长,今年帮助了6800名珍珠生,刹不住。2010年,我们设立了一套评估指标和方式,已经有一些很有效的经验累积。今年开过好几次的反思会,主要讨论明年如何把我们资助的数量降低,不是每年6千多,我们想控制在每年5千5到6千。这是我们评估以后,基金会以现有的管理模式和人力资源能做到最完善、最合理的数字规模,这是我们新华的理解,跟大家分享一下,谢谢。

梁晓燕:我还有一个补充,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这两年来的一个新发现,教育公益和教育。原本我们作为支持方,学校是作为接受方,我们看到随着教育创新,包括更多地对教育的呼声。而且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教师自组织的出现,在我的观察里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我们教育的变革,推动教育创新,推动学生状况的改变。公益组织是我们工作的源发动力,但是如果每个地方的老师能够通过我们的工作,彼此找到同道,找到继续往下走的支撑,通过他们联系更多的老师,体制内、体制外。教师也不完全被行政力量控制,教师还是有一定自主性的,包括新教育,它不是一套完整设计的教育项目,总体来说你们多个实验区,这么多年以来我大概接触过一些,通过新教育培养出来的、跟着新教育走的几万个老师有吧?这些老师都是当地的好老师、有影响力的老师。虽然不在你的项目中,但是在他的学校中,虽然没办法计量,但是是存在的。我们如何激发自组织、在关键环节上帮助自组织? 

今年我们支持教育初创期的公益组织,我们会给那些关键的老师、有行动力的老师、有想法的老师们,给他们直接的支持。把他们作为教育公益大生态当中非常能动的因素。我相信不只是出现在这两年,只是过去我们的视野里没有这个的存在,我们看不到他们。去年的教育公益年会,是我第一次明显地感觉到有这股力量的存在,因为你感觉到了你就去观察、深入了解,他们的作用挺大。去年的年会上我们把它纳入了工作交流的群体,明年这方面的份量会更重。这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公益的大生态在发生很多变化,这种变化已经从稳定的,有的是机构型的、有边界的、固定的到组织型的,相对规模大的;同时边界相对不是那么清楚的到社群型,虽然更散,但是能快速集结的,这些都应该纳入到公益的考量范畴。这是惊喜,看到原本不在视野当中的东西,也对教育公益产生另外的想法:是不是所有的事情各机构做?一个机构的能力怎么放大?这都在给我们提出很重要的挑战,也是警醒,同样肯定是给出新的未来。

提问:规模化可能只是途径,我不知道各位是什么想法?企业如何更好地考量这个问题?

提问:技术条件变了,量变了,在两个条件已经变化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要重新思考作为公益组织原有的使命?

提问:现在的阶段有一定的市场基础,有自己原创的平台和公益产品,这个时候我是否合适引入资本或者引入支持,来扩张我的教育项目?

梁晓燕:当然应该,如果你已经感觉到了这个必要,而且你的能力是有进一步潜力的,你的团队有可能继续扩大,并且这个东西对你来说并不构成最短的板,这个很自然。需求就是含量,需求是无边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不是需求要不要,教育需求永远要,问题还是在于匹配的条件合不合适,这个要由自己判断。另外一点,有的人说跟使命相关,也跟这个相关,有的人心里的使命是整个社会为边界,有的人的使命是心理满足,我的感觉,和对我周边的人群,人的使命不一样,这个东西你要问自己,你内心让你想要扩张的动力来自哪里?是你内心要的东西吗?如果要,争取你的资源。

 提问: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申宇老师,我们开发一个助学班,每个助学班配一个管理员,我们的孩子都是孤儿和贫困的,很缺爱,梦想中心对我们来讲,在硬件上的投入其实不难,但是整体来讲,怎么样获得学校老师的支持?因为他有自己的事情,再去支持我们比较难。另外一方面,我们主要是改善卫生习惯,本地的这些人文化程度不高,能力不强,给这些孩子提供正常的、更多的爱也很难。我们的孩子又是住校,一天到晚,周六周日有一些学生不回家。我的问题是,他们的时间很多,但是本地管理员的能力比较差,老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够,整个如果说支持一套软性的服务,成本会很高。

申宇:现在真爱梦想面向的群体梁老师清楚,我们主要在区县的中心学校,所以我们的课程对老师的素质要求是蛮高的。我们讲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也要提高老师的素养。上海周边我们有40个打工子弟学校,但他们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招募志愿者,他们的水平是层次不齐的,如果你们需要,我们是开源的,可以免费拿去用,是不是匹配一下老师和生活管理员的水平。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探索,你刚刚说的最关键的问题是教育生态的问题,真爱梦想2500家是正态化的分布,教育局不重视的这种情况就是二八情况中的20%,我们在做区域化的运营,希望区县打造整个区域的运营,从局长到校长,他们都是非常重视的,重点的区域我们扶持一个示范区和示范校,在哪里都存在这个问题。刚开始,我们可能是不挑的,但现在我们会有一个风险评估机制,我们需要跟校长有一个电话的访谈,他如果不是想做教育,而是政绩,我们也会有这样一个路径。

潘瑜:关于刚才的问题,我也蛮有感触的,我们对于合作学校也有风险评估,学校申请过来,我们会到学校做实地的考察,有针对性才会真正满足到不同的需求。

农村小规模学校如何复兴?

梁晓燕:教育公益最近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大家知道,现在比较重的教育项目一般落到乡中心校,现在大部分处于被放弃的状态,但我们应该清楚,这是教育公益被放弃的一部分,最后的15%。有一些公益组织在推农村的小规模学校复兴,就是以村小,甚至学生多一点的教学点,公益组织在中间如何组织资源。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外部资源的建立,在于那些被放弃的校长和老师如何把他们内心的东西激励起来,想做,外部的资源就接得上。

出乎我意料,不到两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正式进入联盟的是280所,跟联盟有关的是600多,前提是校长主动申请,学生、老师们有积极性,这个状态下,关于农村小规模学校如何复兴是重要的内容,农村学校一定就比城市教育资源差吗?如果是开放性的教育资源,我们从全人教育的理念出发农村教育有没有可能?尤其是村小,人少,班小,老师充沛,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可能走出另外一条教育之路?这个问题我觉得在教育变革、教育创新的情况下,会有另外一个考虑。现在互联网能够带来教育资源,解决了很多问题。怎么组织互联网课程?这些都在尝试,而且以学校为主,公益组织辅助,让各种资源方加入进来。小规模学校联盟做一个很好的平台,这给我们带来了农村教育改善的另一种思路。还有乡以上,县两层学校的行政化很严,课程的量很大。教育公益又有一种新的探索,在大的乡镇县,提供课外课程的组织和机构最近几年也在大量出现。我今天特别想说的就是整个公益的大生态,然后我们选择在这个生态里站在什么位置,会和周边哪些生态发生联系。

编辑: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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