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30日

马庆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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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云:中国公益的新使命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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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23日,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16年会在上海圆满闭幕,此次年会无论从议题设置还是服务形式上来说都得到了业内人士的广泛好评,我们将陆续整理出此次年会的精彩内容,供大家回顾和体会。本篇为您呈现22日主题演讲环节——李小云教授的演讲《中国公益的新使命与挑战》。


李小云,小云助贫中心发起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在过去数年间出现这样一个变化,有两个维度的指标。对外,这个变化已经产生了全球性的意义,就是我们已经开始向全球扩展,不是扩张。对内,我们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上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两个维度的变化是把握社会组织发育的重要条件。

90年代中期,我们做NGO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从外部的拓展来看,第一,有我们民族的本体,自立的力量,和人吃饭一样,有民族本体性的自我利益。第二,在寻求我们民族本体利益的全球化过程中,不仅是从文化角度,更主要的从物质角度讲,我们从过去的被现代化、被全球化,到今天拥有历史和物质的优越性,就需要思考一些问题,怎么能够真正公平的丰富其他的文化。

从两个维度来看中国社会的变化

第一个维度是体制问题。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的行为体现出基本的伦理,这个伦理不在西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长期的殖民和全球化里,而是我们自己的伦理,这是一个非常新的问题,也是我讲的把握世界的问题。第二个维度,当下和八九十年代不同,过去是一个具有共识性政治的阶段(那会儿讲“发展是硬道理”,纠纷很少,大家都知道好好工作,我们都听党的话,改革开放,我们有能力的学外语、出国,回来以后报效祖国,外语不好的进机关。)这背后是国家主义和发展主义的结合。今天由于发展主义的长期主导,导致了社会分化,分化以后就出现了不受益群体、少受益群体,甚至利益受到损害的群体,出现“民粹主义”。

中国现代的“民粹主义”把所有东西都揽在自己下面,就产生国家发展主义的胁迫,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发展主义和民粹主义交织的阶段》,中国生态进入不稳定状态,民粹主义是造成中国不稳定因素的重要主因。这十年国内的变化太大了,我个人觉得中国公益面对的是三个方面的挑战。

中国现代公益面临的三方面挑战

第一,公益文化。我们的公益文化既有传统的慈善思想,但主要借鉴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公益。对于中国的今天和未来,在发展主义、民粹主义交织的过程中,公益基本的力量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如何处理与发展主义、民粹主义的关系?公益作为一个促进社会稳定、促进新社会形态形成的重要手段,不是协助政府就可以,不是反对公司就可以。我个人觉得公益现阶段最大的问题就是千万不能成为民粹主义的公益。公益是具有财政资源、人力资源、智力资源的行业,它有具体的能力,有钱、人、机构,一旦变成民粹主义工具,是非常可怕的。第二,公益不可以作为国家主义的部分,不是说协助政府做事,政府帮你,就是公益。第三,公益也不能完全沦为发展主义的奴隶。如果说公益沦为发展主义的奴隶,那么公益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因为这三点在社会治理方面存在严重的弊端,所以我们需要社会力量。公益是社会力量的代表,我们需要公益来取得平衡,需要公益来把社会的正义体现出来。这非常重要,是公益文化的挑战。

公益文化里的三个弊端挑战

目前公益文化里有三个弊端挑战:首先是民粹倾向,表观权利,没有实质性的东西,都是忽悠。其次,公益代表弱势群体,这很容易让公益作为民粹主义。公益要思考如何能协助国家、民族,在全球化过程中,建立起文明的全球化的伦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不光是你到国外搞一个医院、学校,而在于你怎么能够帮你的国家和民族认识到这个问题。公益在这个领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否则会沦为国家主义的工具。公益不需要和国家主义对抗,是国家需要公益的特殊作用。我现在在支持很多公益组织走出去,就是这个意思。最后,我一直坚持公益,公益是什么呢?公益不是政策制度的调节,政策制度的调节有很多,比如税收。公益的核心是什么呢?公益的形态、产品很多,但最核心的部分在于财富的分配,公益对财富分配的意义,不是抢,是制度性的分配,它是一个相对隐形的社会契约。

今天的中国公益,一直没有摆脱公益财富分配的核心内容,实际上一直在这个地方打转。公益组织未来如何为我们的民族发育出一个自身的公益价值,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还缺乏这样的价值,还没有共识。西方社会的共识来源于清教徒对于财富的观念,我是上帝财富的守护者,我不是财富的独占者。这是传统的资本主义公益之所以走到今天最核心的东西,我们恰恰没有这个东西。他们在观念上彻底抛弃了财富传给家人的传统,觉得这是犯罪,这和中国人恰恰相反。

我们是非常自私的民族,自利自私贪得无厌。所以我劝某个人捐钱,(他说,)“你不可以搞道德绑架”。我认为,不要用“道德绑架”来做不想捐钱的借口。公益里本身就有好多这样的名词概念,在把我们的公益变成一个落后的公益。(这些名词)在做什么?在做文化的借口。大家不要生气,我批判我自己和每个人。我们的公益文化需要建立这样的东西。我经常讲,农村里哪有志愿者?敬老院里哪有志愿者?志愿者都在大上海、北京穿着衣服跳跳舞、扫扫垃圾。这个本身没有错,但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益。我们阶层分化很严重,特别是我们下面的阶层,我讲公益的事情,老百姓很多都不懂。

公益不可推卸的责任:建立帮助民族立于世界之林的道德价值

我们要建立起能够帮助我们民族立于世界之林的道德价值,这是公益不可推卸的责任,要使我们民族在这剧烈变化的时代能够稳稳当当的,不再去相互伤害,让我们带着信心和爱对待我们的同事和所有的孩子,这是我们的公益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问题我们做得不好,不是我们没做过,而是我们做得不够、不好。在座所有公益界的同志,我们一起来好好地审视我们自己,审视我们的思想、行为,这是最好的答案。我不会去批评政府、有钱人,我首先批评我自己,这是第一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公益机构是不是有能力面对公益异化的压力?这就涉及到我们的基金会,各种基金会的设置。公益机构本身的异化风险越来越大,本来公益机构的作用是在捐赠人和受益人之间建立起一个非常好的道德缓冲。因为面对面捐钱会产生优越感,让受助人产生屈辱感。社会需要公益机构去做这样的缓冲,得到捐助的时候看不到谁捐的这个钱。我们需要这样现代化的公益机构来平衡社会各个方面的冲突。但今天大量的公益机构恰恰在这个最核心的问题上产生异化,这是非常严重的。

第三个挑战,公益的法律问责。我在想,为什么搞个慈善法呢?难道说规范一个人的捐助行为需要一个法律吗?不要,不需要大的法律规范人的捐助行为。做公司的,做NGO的,都在一个法律之下,并不需要一个专门法。但是我们最基本的问责体系,是不是考虑了我刚才讲的两个维度下的公益组织?我觉得完全不是,因为它不是按照这个维度考虑的,这个问责的思路是单向性问责,它是控制你,单向性,不是说它要双向问责,说我们做的事情大家都有好处。从今天和未来看,公益有两个大的前提:国内国外的前提,面对三个方面的挑战,在这样一个挑战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公益组织要有法律问责一个过程。

小云助贫中心的实践

最后,我介绍一下我自己的故事。90年代,我开始做一些公益工作,可以说是公益界的老人了,但今天我也是作为一个公益界的新人。我在云南省勐腊县河边村的一个瑶族村庄做扶贫。虽然不是365天都住在那儿,但应该说花了主要的时间在那里做扶贫。我主要是想通过我的实验,想看一看公益组织到底在基层怎么和政府交流,公益组织怎么和市场交流。我提出的思想是:公益组织最大的长处,应该是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直接进行救助。因为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资源,但是政府确确实实缺乏创新的条件;而公益组织因为资金灵活,人也灵活,都是知识分子,有创新的条件。公益也在想办法,也有行政部门、市场制约,不少有钱的人搞公益,他又不缺钱,不缺吃的,他也不要工资,什么都不要。这就是我们的长处,想办法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旦有了解决问题方法,你就可以做到引入政府资源,跟他建立一个非常友好的伙伴关系

还有,要平衡市场资源。市场这个东西不得了,所谓市场就是能赚多少钱赚多少钱,它没有道德,有道德不叫市场,你要平衡它,不让它轻易介入损坏弱势群体的利益。这不是民粹主义的问题。我在那个地方做这样一个实验,做了一年多,非常艰苦,我前天在村子里头都哭了,我没有办法我就哭了,我希望大家也支持我的实践。

作者:李小云 编辑: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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